当年“挡风遮雨”，如今“四到”服务
晋江政府作为：从保育员到服务生的转换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坤晟
40年前，晋江农民创办的“红帽子”和“洋帽子”企业，在制度缝隙中成了晋江民营经济的“火种”。地方政府在“戴帽”与“摘帽”之间放管有度，从“无为默许”到“有为理顺”，确保晋江赢在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
民营企业办得热火朝天之时，当地政府探索按“带征率”计征所得税，给企业减轻负担，促进了晋江民营经济快速做大做强，并形成若干产业集群
经过近40年高速发展，晋江鞋业实现了提升质量、建立品牌和进入资本市场三次飞跃。当地政府的角色也从改革开放初期挡风遮雨的保育员，转换为“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生
在晋江市政府的规划蓝图里，由地方政府投资、占地7900亩的晋江国际鞋纺城项目，是晋江市鞋服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晋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民营经济应运而生、乘势而上、由弱到强的进步史。
如果说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是晋江经济之根，4.8万家民营企业便是其枝头绽放的花朵；经济总量、税收和就业岗位均占全市95%以上的贡献，则是民营经济回报给社会沉甸甸的果实。
无论是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还是遭遇质疑时的担当保护；无论是企业发展关键时的引导升级，还是产业洗牌等重压下的创新引领，晋江市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服务，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从保育员到服务生的角色转换。
晋江国际鞋纺城全景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乡村流行“红帽子”
帮农民“化妆”“卸妆”闯市场
1978年9月，陈埭镇坊脚村农民林金田3兄弟集资4万元，创办了晋江县第一家联户办企业——纺织机械配件厂。
起初，这种户与户之间多为亲缘关系的联户企业，不过是脱胎于集体经济名义之下的家庭作坊，后来竟成了晋江民营经济的“火种”。
在晋江，人们将挂靠乡镇或社队企业的联户企业叫戴“红帽子”，对假冒外资设立的“三资企业”统称为戴“洋帽子”。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晋江民营经济曾发生过三次“戴帽子”、一次“摘帽子”的“运动”：在地方政府默许支持下，民营企业通过有意模糊产权所带来制度收益发展壮大，为世界企业制度创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地方政府突破体制障碍，帮助农民“化妆”“卸妆”闯市场，推动民营经济迅速扩展生存空间。
虽然改革开放使侨乡晋江得风气之先，但像林金田这样敢吃螃蟹者仍属少数。彼时，包产到户使陈埭镇剩余劳动力逾60%，近万名劳动力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晋江农民利用侨乡“闲人”和侨眷“闲房、闲钱”等条件，纷纷创办联户集资企业。在税收、购销和市场准入等政策壁垒面前，这些“被割了多年尾巴，心里仍不托底”的农民，纷纷提出“宁可向乡、村交纳‘管理费’，也要戴上集体经济‘红帽子’”的请求。
这些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已经走到国家政策前面。
“人们普遍对私营经济另眼相看，帮他们戴个集体帽子，企业好办事，我们也有收入。”长期在陈埭镇政府任职的丁姓老人回忆称，当年农民们就是以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的。
1979年，仅有20张集体企业牌照的陈埭镇，却开设了190家以制鞋为主的“红帽子”企业。这些联户企业大多利用挂靠单位的账户和发票，每年按营业额3%左右的比例上缴管理费，雇工或自带资金入厂，实行计件工资的经营机制。
晋江县不但默许了这种放权让农民“化妆”进市场的做法，第二年又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开宣布“五个允许”：农民集资办企业、集资企业雇工、股金分红、供销人员按业务量提成和价格随行就市。
短短一年时间，全县办起联户办企业500多家，年产值占全县社队企业总收入的1/3。全县民营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34%上升到1984年的72.29%。
1989年，国家实施“治理整顿”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将非国有、集体企业重新定性并换证。一时间，“重新定性与土改时定成分类似”等论调，与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相呼应，引起民营企业恐慌——戴“红帽子”的企业怕摘帽，没有帽子的争戴“红帽子”。
今年81周岁的时任晋江县委书记尤垂镇回忆，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处理不好就会重创晋江民营经济。
为继续支持和保护乡镇企业，县委决定放宽对集体企业的认定标准，即“自愿联合、合股经营、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股金分红、在税收利润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的企业”。
然而，更多连厂名都没有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厂怎么办?尤垂镇果断拍板：晋江的工厂属于加工厂性质，就得大量用工。县政府还为此下文：用工数量要实事求是，按乡镇企业对待。“我们决定用这种变通方式保护私营经济，帮他们戴‘红帽子’、吃‘定心丸’。”
在福建泉州市的寓所里，尤垂镇老人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言，当年对风险亦有心理准备。
然而，当年被叫去开会的乡镇领导，感觉远没有尤老描述得这般轻松。“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主持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不能用笔记，用耳朵听进去牢牢记在脑袋里。县里决定立足晋江优势和自身实际，明确三人以上合伙的企业视为公有制，要求各乡镇认真贯彻执行。”
由于“集体经济“定义笼统，未对合股人数，彼此关系等作出具体规定，众多“夫妻厂”“父子厂”“兄弟厂”得以戴上“红帽子”。陈埭镇99%的私营企业被定性为“集体性质”。为保证换证工作完成，镇里干部加班加点，晚上都不回家。
时任晋江县工商局局长林树榜回忆，当时县工商局要求限时办理，从企业申请到审批结束，不能超过一个星期。据工商部门档案显示，1992年全县共有内资企业7611家，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7308家，占比高达96%以上。可见，当年戴“红帽子”的企业范围之大。
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晋江撤县建市，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从国家到地方都鼓励外商投资，并给予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红利，晋江人纷纷以海外亲友名义投资，或变相到海外注册公司再回晋江投资，争戴“三资企业”的“洋帽子”。
“十户人家八户侨”的侨乡晋江，绝大多数规模以上民营企业，都想方设法戴上了“洋帽子“。据统计，在此后10年间，晋江“三资”企业由505家发展到近2000家。有的公司干脆“红帽子”“洋帽子”一起戴，哪顶有利就用哪顶。
随着国家渐次提高非公经济地位，此前争戴“红帽子”“洋帽子”的民营企业，日益暴露出产权不明、责任不清等弊端，成为企业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1998年，晋江市决定通过甄别企业性质，帮助全市4895家企业“卸妆”——摘除“红帽子”和“洋帽子”，理顺企业产权关系，促进企业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如果说“戴帽子”是晋江农民在制度缝隙中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在“戴”与“摘”之间放管有度，从“无为默许”到“有为理顺”，确保晋江赢在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
晋江国际鞋纺城全景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巧用税收“带征率”
为企业“降压”“减负”攒后劲
1985年，轰动一时的“晋江假药案”爆发——陈埭镇涵口村一些联户食品厂，将生产滋补食品的冰糖、银耳制成“感冒咳嗽冲剂”，以卫检编号药品名义销售。由于销量好，利润大，一些村民竞相效仿，并开始大量生产“胖大海冲剂”“金银花冲剂”等“药品”。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中央和福建省委的工作组相继进驻晋江。始料不及的晋江人心慌了：办企业办得热火朝天，企业还能不能办下去?民营经济面临一次重大危机。
时任晋江县委副书记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专程来陈埭开座谈会，指出要“治虫护花”，既要查处假药，又要保护“一枝花”，要正确处理好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问题归问题，发展归发展，联户集资办企业的路子没有错。”晋江县委一班人吸取教训扩大教育面，分清是非缩小打击面，继续支持群众大办企业。截至1985年底，全县乡镇企业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比上一年增加了1202家，增长43%。
“晋江人有个好处，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干。因为不合法吃了教训，那就干合法的。”林树榜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总结道。
“假药案”风波刚刚平息，主持县委工作的尤垂镇决定放水养鱼，让利于民营企业。
养鱼先放水，水从何处来?尤垂镇把眼光盯在税收政策上。他找到时任泉州税务局局长曾文解，问他敢不敢来晋江搞“带征率”试点。曾文解笑着回答道，你书记邀请，我有什么不敢?
此前，两人在南安县仑苍公社尝试过，效果不错。他们深知做大做强民营经济，是晋江经济发展的关键。宽松的税收政策，既有利于涵养税源，更有利于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加之，当时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会计水平低、税务一线检查人员不足等现实问题，使他们下决心在晋江实行按“带征率”计征所得税。
这种区别于查账征收的核定征收方式，由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预先核定应税收入额及所得率，一年核定一次，因此被称为“带征率”。
“比如做陶瓷的，你这里有10孔，我一孔算你5毛钱，你10孔就是5块钱，一个月就收你5块钱。”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说。
诚然，每年按提前核定收入额计税的“带征率”，不仅激励企业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享受定税红利，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税收漏失。水大鱼才大，只有涵养税源、扩大税基之“水”，才能养大众多民营企业的市场之“鱼”，这也是晋江“带征率”试点改革的内在逻辑。
尤垂镇和曾文解商量好，责任一起担，风险一起扛。他向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作了汇报，获得了“大胆地试”的鼓励，福建省税务局也为此开了绿灯。
从培育企业市场竞争力看，晋江民营经济快速做大做强，并形成若干产业集群，“带征率”的激励相容作用功不可没。实践证明，晋江税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随着经济活跃成倍增长。
在1987年晋江县税务局《关于核定乡、镇企业所得税带征率的几点意见》中，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一般乐意接受，只要带征率定得合理，国家税收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尤垂镇老人至今仍笑称，“带征率”也是当年晋江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几十年来，这种让利民营企业的理念，在晋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011年后，因为鞋业洗牌，陈埭镇税收逐年小幅下滑。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涵养税源，尽量给企业减轻负担。”陈埭镇党委副书记许自央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举例说明，通过支持企业降成本减负担，2017年陈埭镇税收达到26.6亿元，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从2008年至今，在晋江市政府每年召开的千人企业家大会上，与会企业家都会收到一份“政策大礼包”——《晋江市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文件汇编》。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推进科技创新到实现人才赶超，晋江市各项扶持市场主体的政策尽在其中。
“这个‘政策礼包’两年修订一次。里面‘干货’很多，达到什么标准获得多少补助，企业一目了然。”晋江经信局经济运行科科长洪金中透露，每年从经信口补助的资金超过5000万元。
2017年4月18日，晋江国际鞋纺城投入试营业。在晋江市政府的规划蓝图里，这个由地方政府投资、占地7900亩的晋江国际鞋纺城项目，是晋江市鞋服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并被赋予“亚太地区最大鞋纺专业市场、鞋纺产销链集成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贸易重点基地”的角色定位。
“作为政府项目，我们对商户的让利超过了1个亿。商户租金减免两年、管理费减免一年半。”晋江鞋纺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永成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算了一笔账，鞋纺城一楼商铺标准间一间面积122平方米，单是租金和管理费的减免，就给入驻商户节约了20万元成本。
因势利导“三级跳”
助产业升级创新上台阶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晋江鞋业分别实现了提升质量、建立品牌和进入资本市场三次飞跃。当地政府的角色也从改革开放初期挡风遮雨的保育员，转换为“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生。
从“家家办厂、户户冒烟”的创业之初，晋江民营企业就呈现出水平低、企业小、分布散的特征。这种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产业现状，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治理难，不利于企业规模效应和竞争力的提高。
1995年前后，晋江市提出“六五”规模工程和“质量立市”战略，引导民营企业由“船小掉头快”转向“船大好冲浪”，加快发展规模化企业集团；大力推行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活动，推动了晋江鞋业质量巨大飞跃。
从1998年确立“品牌立市”到2002年打造“品牌之都”，晋江市连续多年重奖创牌企业，给予品牌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对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的企业奖励200万元。
据晋江市工商局办公室主任黄福星介绍，为奖励企业品牌建设成果，仅最近四年来奖励品牌单位356家，奖励金额逾3000万元。截至目前，晋江先后荣获世界茄克之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中国鞋都、中国纺织产业基地、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拉链之都、中国伞都等称号。
进入21世纪以来，为解决长期困扰晋江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题，晋江市全面推动品牌经营与资本运营“两翼齐飞”战略，拨款1000万元设立“企业上市发展专项资金”，引导具备条件上市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2007年，随着安踏在港股上市，361°、喜得龙、特步、贵人鸟等企业也纷纷鸣锣，已有46家上市企业的“晋江版块”声名远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晋江政府也有了新的使命和课题。
经过近40年高速发展，晋江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同时也积压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国内沿海地区普遍遇到的人工成本上涨、招工难、产业转移等挑战，晋江一个不少。作为一座远离省会的县级市，人才缺乏、科研力量不足的短板更是突出。
“晋江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典型，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缩影。”晋江市政协主席周伯恭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作为福建省“人才强市”试点，晋江相继开展了人才赶赴行动、高层次人才“海峡计划”、企业家素质提升行动“领航计划”、产业协同“启航计划”以及博士人才助力产业创新发展“远航计划”……还设立了以人才专项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创投引导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为主、基金总额达9亿元的多元人才融资平台。
针对实体产业转型升级阵痛期、民营企业家族传承过渡期的双重压力，晋江市用三年时间投入1500万元，实施以培育新创代企业家为目标的“领航计划”。目前，从300多个报名者中选拔的61名领航班学员中，已有41人接手家族企业。这些“创二代”平均年龄31.5岁，所在企业产值总规模达到880亿元，占晋江全年GDP近44.4%。
在人才引进方面，2012年至今短短6年时间，晋江累计引进6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1名省“百人计划”专家、超200名博士。晋江市经信局副主任科员黄金发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至今已有6家国字号科研团队入驻晋江。
2013年入驻的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被认为是目前运营最为成功的科研团队。入驻至今，已承担福建省各级科技项目8项，其他各类项目20多项，为当地230家企业提供了标准化检测、研发、产业化应用等服务。
“最初我们只想与皮革企业合作，当地政府建议我们打通整个产业链，并帮忙牵线搭桥。”该院院长王文琪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透露，这家由央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科研院所，吸纳了皮革、鞋材、包装材料、品牌运营和国际贸易企业等7家民营企业入股，已经破产的鞋企喜得龙曾是其股东之一。
中皮院(晋江)公司以“解决从0.1到1”为目标，挑选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面向产业应用进行对接转化，持续改进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用王文琪的话说，“今天给它解决一个问题，明天再给它解决一个问题，质量就慢慢上来了。”
据了解，几年来，晋江市已累计为这家专注于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1000多万元。中皮院(晋江)公司亦相当争气，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000万元，盈利达500万元。
“产业发展方向在哪里、企业发展需求在哪里，我们就把人才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哪里。”晋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黄建华对此充满信心。
在全国各地开展“抢人大战”的今天，晋江市正全力推动本地人口市民化，实行积分优待政策，推动外来人口成为“新晋江人”。
目前，陈埭镇每年新增3000家市场主体，其中三分之二由外来户申请。就连鞋材商会理事会成员中，也有三分之一的外地商人。“我们期待广东和浙江的鞋材商也都融入进来，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许自央说。
让产业“动”起来，让城市“活”起来
晋江产业升级：从运动鞋到体育城的跨越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李坤晟
从一把锤子、一台缝纫机发家的晋江鞋企，在辉煌的成就面前保持警醒：不要赢了对手，却输给了时代。
他们开始不仅思考企业的成长，更重要的是产业的未来。一些先行者关注跨界融合、学习人工智能、了解区块链，决心拥抱万物互联的新世界。
与晋江鞋企探索前路并肩而行，这座全国知名的体育产业基地也在寻找——支撑城市转型升级的增长极，从运动鞋到运动服再到运动场，让“大起来”的产业“动起来”；从生产方式迭代到生活方式创新，让“富起来”的城市“活起来”，一座体育之城、赛事之城的愿景成为晋江人的新追求。
沙排比赛。
产品到服务，鞋的文章还没有做完
2018年4月2日上午9点，在漳州小哥张子艺的公司里，十来个年轻人早早坐在电脑前，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这家图片后期处理公司主要为5家摄影公司服务，月处理照片1万多张。这些照片几乎都是摄影公司为鞋厂拍摄新品的照片。
在电商云集的中国鞋都电商创业园大楼内，已经来晋江打拼4年的张子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过去，这种事情都是鞋厂自己干。自2015年晋江有人做这个服务，近两年业务量明显增多。”
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升级，正冲击着晋江传统制鞋业。陈埭镇党委副书记许自央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中国鞋都电商中心，有一家由政府投资的鞋业体验店正在筹备。届时，顾客进入这家体验店，只需伸一伸脚，电脑会自动扫描记录客人的脚型大小。等客人选中款式后，一双私人定制的晋江鞋将直接送货上门。
晋江人对卖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制鞋老本行的钻研更是没有止境。
2017年“海峡杯”福建(晋江)工业设计大赛特别奖被运动鞋服类作品《A-POWER》摘得。该作品采用高性能的碳纤维材料压制而成，将蜂巢的六边形结构原理应用到运动鞋上，利用蜂巢结构的稳定性，让运动鞋在穿着舒适的同时又不会变形。
“我们希望将来尽量把重量压缩到100克以内，这样的话你穿上就跟穿袜子一样。”福建晋江石墨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许志说。许志提及的这双跑鞋是晋江石墨烯研究院和晋江鞋企合作的产物，鞋底运用了石墨烯材料，每只不到120克。
身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徐志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几年前，他带着项目去了国内的其他几座城市，但这些地方的领导对石墨烯的应用前景半信半疑，最终婉拒。当晋江市领导听完他的介绍，并获知国内应用还不多后，当即拍板。
不过，在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丁世忠眼中，这还远远不够。他在2017年年会上说：“我时常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
信泰集团董事长蔡清来说：“今天技术变化无处不在。晋江的土壤容易让企业在传统的思维跳不出来。互联网是信息化整合工具。智能制造、智能可穿戴，都是无边界的资源整合。今天的晋江必须跨界。”五六年前，信泰集团就布局把大数据、智能制造这些理念融入草根色彩浓厚的晋江鞋业中。信泰公司计划通过芯片、蓝牙等技术手段，以运动鞋为载体，对用户进行大数据收集，最终在不同社交场景中实现价值。
“传统产业的产品思维告诉我们，当一双鞋子卖出去后，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现在一双鞋子卖出去后，服务才刚刚开始。”蔡清来对此体会很深。
信泰公司将于明年推出研发多年的新品。蔡清来坚信信泰属于即将到来的5G时代。
还有不少晋江鞋企从自身禀赋出发，对未来的业态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明伟鞋服从童鞋起家，现在是国内知名的儿童户外鞋服生产商。在IP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明伟公司拿下了漫威、愤怒的小鸟以及皇家马德里等著名IP。公司营销总监洪欣铭的期望是利用手中的IP授权，联合晋江优秀的童品企业做一个平台，实现利益共享。
2015年初，贵人鸟完成了对虎扑的2.4亿元投资，双方还与景林资本共同合作成立了体育基金动域资本。据介绍，该资本的投资方向囊括了“互联网+”体育、线上到线下体育服务、智能设备、体育培训、场馆服务、赛事组织和媒体等体育产业细分领域。“趣运动”“跑嗨乐”“悦跑圈”“懂球帝”等互联网项目都得到贵人鸟的支持。
“我们想做的是国内体育产业第一公司。”贵人鸟股份高级顾问陈奕在2015年初的发布会上宣布公司从运动鞋服制造及品牌经营向全体育产业运营升级，致力成为中国优秀的体育产业运营公司。
工厂到赛场，鞋都变身体育城
2018年5月8日，当第17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闭幕之后，福建晋江作为下一届举办城市，接过了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简称“世中运”)的会旗，世中运正式进入“晋江时间”。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是晋江至今申办成功的级别最高的体育赛事。它被晋江人看作提升城市品位、迈向国际化的绝好契机。
2017年，晋江体育产业总产值达到1744亿元，拥有国家级体育用品品牌42个，体育用品上市公司21家。作为深圳、成都之后的第3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晋江人认为，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实体经济和赛事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对接融合，才是适合晋江未来的路子。晋江人将其称作“优二进三”。
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在2017年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晋江体育产业发达，拥有众多知名的体育品牌，有体育城市的基因和土壤，打造体育城市是必然的选择。
刘文儒指出，晋江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引导运动鞋服等传统产业发力“体育+”，向多业融合转型，大力发展尖端体育装备、赛事运营、观赏体验等业态。
晋江人不缺钱，更不缺点子。当晋江上下达成打造体育城市的共识，他们集思广益：晋江永和镇产石材，废弃石窟多，能不能将石窟建设极限运动体育公园?特步主打跑，能不能在特步公司周边建设一个跟其品牌诉求相关的体育场?
但作为“体育品牌之都”，晋江想以自身之力跃升为体育城市并非轻而易举。运动鞋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体育城市的核心是体育赛事。举办体育赛事主要考虑城市的人口基数、消费能力、生活习惯、基础设施、接待能力以及媒体宣传能力。对从手工作坊起步，埋首实体经济多年的晋江来说，某些方面恰恰是短板。
因此，成功申办世中运让晋江人看到实现体育城市梦的希望。
“那片空地未来是主会场。”站在国际鞋坊城三楼，鞋坊城总经理李宵还指着不远处一片荒地兴奋地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介绍说。
据悉，晋江中运体育中心规划用地24公顷，总投资约人民币21亿元。体育中心包括1.5万个座位的体育馆，2000个座位的游泳跳水馆及室外水上运动中心，两个球类训练馆、运动员生活区及配套商业、停车库等。
“爱拼敢赢”的晋江人自信，当年一穷二白的晋江能建出一座与深圳、成都齐名的体育产业基地，今天为何不能再造一座赛事之城、体育之城?
让晋江人充满信心的是当地深厚的体育传统。目前，晋江有各类体育场地2600多个，每万人就有体育场地12.69个。早在2008年，晋江就以人大决议的形式，把每年5月20日设为“全民健身日”。
在晋江，篮球、排球、足球、游泳、舞龙舞狮等民间体育十分活跃，先后获得全国体育先进市、群众体育先进集体、武术之乡、游泳之乡等荣誉称号，民间自发形成、注册成立体育社团多达98个。基层群众和企业草根性体育比赛，全年下来大大小小有2000多场。
2018年2月2日，晋江又获得了2019-2025年连续4届的国际大体联世界杯举办权。
5月底，晋江宣布与互联网体育产业公司阿里体育签约，将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独家运营权交给阿里体育。以赛兴城、以赛促产、以赛惠民，以实体经济为本的晋江期待与阿里体育的合作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