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被亲生父母踹下车碰瓷 曾多次试图逃跑均失败

2017-11-15 06:25: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林煊去学校看望小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摄

  那一脚是父亲踹的。

  14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上摔了下去,一头撞上了地。漆黑一片的隧道里,他抱着自己的头,哇哇地叫喊起来。

  “疼,脑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小金闭着眼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他蜷缩在地上,看着父母围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三轮车夫嚷嚷。平日里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母气势汹汹,这些三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疾人,没有载客营运证,最怕的就是事故和报警。

  赔偿谈妥了,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

  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

  这个14岁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有的是在台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宁波。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生意”。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带着一双儿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

  “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母亲文丽说。

  直到被警方抓获时,他们已作案近20次,涉案金额上万元。

  在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审讯室里,文丽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自己错过了孩子的童年,当她把孩子从老家带到浙江时,看到的是一个成绩倒数、打架斗殴、不服管教的少年。这个农民工母亲痛恨不成器的儿子,也无力扭转贫穷的家庭。在她眼里,用孩子“碰瓷”得来的钱补贴家用,并无不妥。

  小金说,自己也曾试图说服、挣脱父母,但都失败了。他害怕车上父母的眼神,那是一种“恶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躲闪,母亲会轻飘飘地补上一句,“还有两分钟就到了。”那是一种暗示,如果再不行动,父亲的脚、母亲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他会被父母踹下车或是推下车。

  目的只有一个,摔下去,“碰瓷”。

  这个14岁的孩子说,到后来,当真正摔下三轮车时,在皮开肉绽的痛感到来之前,他会觉得心里一块儿石头落了地,“终于轻松了”。

  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没掌握好力度,整个身子扑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着身体大叫起来。

  这是父母教给他的,“没那么严重也要装那么严重,才能多要钱。”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他们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讹了三轮车夫1000元。

  他一点儿也不想参与碰瓷。可家里,妈妈对自己骂骂咧咧:“你不去的话就不要上学了,去学校把你的学费要回来。”

  妈妈也会哭着说:“家里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啊?”‘’

  当时只有13岁的男孩不吭声了。他从老家来到浙江后,随着父母换工作转学两次,新的教材和老师同学都让他感到陌生,成绩越来越差,数学甚至只考了几分。

  可他还是不愿意“碰瓷”,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对的”。

  父亲卢勇听到这话,冲上来甩手就是一个耳光。小金个头1米7,快赶上父亲了,体重却不到100斤。他被扇得直踉跄。

  他委屈地大哭起来:“我又没错,你凭什么打我?我读书不好,你们教我不就行了吗?”

  回应他的是一个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声音。

  他害怕那个碗砸到自己身上。“其实我来浙江以前成绩挺好的,能考前几名。”小金对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哥哥,是真的。”

  他记得,这个家以前不是这样的。这几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将,从此常带着一身酒气晚归,有时候赢钱了,家里会有好吃的,父亲也是和颜悦色。如果输钱了,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

  他在作文里写着:“家就像个菜市场。”

小金兄妹在派出所吃饭。图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

  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卢勇否认自己赌博,说儿子没教育好,没一点儿优点,“不让他碰瓷,这个家就没钱吃饭,太穷太穷了”。

  这两年环保抓得紧,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四十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被各个工地召唤。新工作不好找,没了稳定的收入,自己就这么一点点“思想变坏了,走上了歪路”。

  这个农民工十余年来外出务工,在媒体报道中认识了“碰瓷”两个字。类似的新闻一多,他琢磨着,“碰瓷”的对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

  他盯上了亲生儿子。

  最开始,儿子怯生生地跟他说:“爸爸,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满身是伤的儿子,也想着“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可是后来,他发现孩子“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

  与此同时,他的钱包鼓起来了,每次“碰瓷”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

  在审讯室里,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卢勇对记者说:“我惭愧了,我没脸见人。”

  不过,几个月前,“碰瓷”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儿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挣到几百上千元。过去,他和妻子在五金厂要戴着手套在油里清洗机器,气味熏天,手套也常常渗进工业用油,后来皮肤过敏,变成大大小小发痒的红点,再抠破就成了伤口,“很疼很苦的”。就这样,一天不过几十块钱的工资。

  “他们上瘾了。”小金对记者说,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来,父母强迫自己的手段越来越粗暴,连借口和理由都懒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争,换来的只会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锅碗瓢盆。

  “‘碰瓷’来钱太容易,太快了。” 文丽向记者坦承,没有任何工作能与之相比。

  唯一会抗议的,是儿子。一次,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冲着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铁,怎么摔都摔不疼,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当人看吗?”

  没人理他。

  “都是皮外伤,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向记者解释,“跳的时候我也会看前后有没有车。”

  小金还记得,碰上的车夫十有八九是残疾人,特别是第一个被讹的车夫,“脚掌都没了”。那天赔了钱,车夫一瘸一拐离开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他跟父母说:“他们好可怜啊。”

  “假如我们开三轮车,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办?”他很想说服父母停下。

  他的母亲直摇头,“不骗他们骗哪个?开汽车的吗?我们能敲到竹杠?”文丽随后又劝儿子,“再做几次,等经济宽松一点就不做了。”

  整个社会都在关爱残疾人,怎么会有人来害我们整我们啊

  小金后悔相信了母亲。

  经济宽松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站台,父母在地图上画三角形,从他们的暂住地临海县开始,向东南方向的台州、路桥、温岭一带挺进,东北则一路从宁海碰瓷到宁波。因为涉及到长途“碰瓷”,父母会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预告行程”,让他“早做准备”。

  “真的烦死了。”学校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在那儿虽然听不太懂数学课,但有同学,没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现在,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不给他了。

  他不再哭泣了,“哭没有用,他们不会心疼”。这个少年回应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

  暴力升级了。文丽在派出所承认,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

猜你喜欢
热点新闻
最新评论